属印度支那的社会调查上,也是因为军部对于中国南方能否抵抗国民革命军的南下失去了信心。假如南方军阀抵达不住北方国民革命军的南下,那么他们对于中国南方研究的再透彻也无济于事了,因为在北方革命军南下之后,他们所研究的东西都是废纸一张,因此军部一边加强了对于革命委员会的情报收集,另一边则把精力放在了对东南亚的情报收集上。
1916年前往昆明的板垣征四郎在经过了2年多对法属印度支那的研究后,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:“法国人根本不了解印度支那民众的喜好和文化,他们的殖民同化政策已经激发了印度支那各民族的民族意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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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人所谓的杜美体制,完全是一厢情愿的让当地土人接受法国文化,从而让他们变成法国的海外国民,但是他们又拒绝给予这些殖民地民族以法国国民应当享有的权力。于是,在法国的殖民教育下,接受了法国文化的印度支那各民族,变得越来越反对法国的殖民地统治了。
日本和印度支那各民族属于同源文化,我们和印度支那各民族有着相近的文化传统,能够互相理解对方的习俗,这也意味着我们比法国人更有权力去统治这些民族…”
于此同时,日本国内的实业家们也正式向原敬内阁发起了呼吁,要求维持日中友好关系,不能因为满清遗留问题和庚子赔款破坏了两国的关系。他们向藏相高桥是清请愿道:“现在欧洲订单因为战争结束而大量取消,只有中国方面的订单还继续保持着上涨势头。如果日中两国交恶,我们许多工厂都不得不停工歇业了,大量的工人将会因为失去工作而走上街头抗议,这显然是有碍国家稳定的。”
作为金融界的代表,高桥也不愿意见到日中贸易为两国的政治所干扰。他向原敬指出:“外交省试图用最惠国待遇交换中国的关税自主权,这完全是一厢情愿的想法。
北京政府现在正对各国进行单独谈判以取江浙湖汉北消最惠国待遇,他们又怎么可能会对日本破例。对日本破例,也就意味着要对英法美等列强退让,那么谈判就会回到原地。也许孙中山、徐世昌会迫于形势而接受,但是革命委员会显然是不可能接受的。
外交省的官员显然还没有搞清楚一件事,是革命委员会先有了废除条约的能力才有了修约的谈判,而不是北京政府试图通过和各国的谈判去修改同各国的条约。中国的海关一直都控制在英国人手里,现在连英国人都无法阻止中国人收回海关的权力,中国人又怎么会对我国让步?
我们所采取的强硬措施,不过是进一步让中国对日本产生警惕之心,但是我们却并没有灭亡中国的能力,这种外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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